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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视角:寻找“红星航线”上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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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前,从欧洲大陆到美洲大陆“红星航线”(Red Star Line)上的移民潮(不止“红星航线”,移民也通过其他途径前往美国),便是这种理论的最佳体现。资料显示,从1820年到1920年的100年间,美国一共接纳了大约3350万移民。

  众多被日益兴起的纳粹政权1的犹太人、投机分子和罪犯,抑或是单纯出于对新生活的向往的欧洲居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沿着“红星航线”或其他航线,去往他们心中的应许之地。

  “红星航线”始建于1871年,比利时安特卫普和美国费城的两家航运公司共同运营,最初的设想是船只将原油运往欧洲,返程搭载乘客,一百多年后再来看,不想却成了一个时代的隐喻与表征。

  这也是我们探寻这条不被国人所知的古老航线的目的。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第三波移民浪潮”愈演愈烈。凤凰卫视评论员邱震海今年5月发微博说:“未来几个月,中国将出现一股新的、更大规模的移民潮……”转发达一万多次。同时,从2004年中国开始实行“绿卡”制度以来,截至2011年底,申请的外国人仅4752人。

  我们也观察到另一种现象,有一批企业家,他们的选择不是移民,而是走出国门,深刻地介入全球经济活动,学习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最新的科学技术,然后赞助全球最顶级活动或者赛事,随着自身企业实力增强,进而收购国外企业。

  他们,代表了中国的另一面。

  2008年,通灵珠宝总裁沈东军让旗下企业成为柏林电影节独家珠宝赞助商;2011年,他以个人名义收购法国乐朗葡萄酒酒庄;2013年,比利时“红星航线”博物馆开馆,他联合本刊发起“寻找红星航线乘客华人华裔”活动……

  本刊记者在查阅历史资料时注意到,1899年,一位在新加坡的华人移民这样写道:“生活在英国、荷兰、葡萄牙、法国或者西班牙的殖民地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享受这些国家仁慈的保护,却不用面对贪婪和态度恶劣的(中国)官吏。”

  其实,回到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设”理论,移民潮的兴起是一种表象,本质是,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这一点,与沈东军们“走出去、引进来”的企业经营理念一致。

  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中国海外移民强大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中国本土的商业化过程……它们作为允许特殊规则存在的场所,为清帝国及现代中国提供了可以与海外进行商业合作的通道,并且同时保证这种合作免于官僚规则和意识形态的掣肘。”

  如今,随着“中国第三波移民潮”的大规模兴起,随着越来越多如同沈东军一样的企业家深度介入到全球经济事务中,中国政府也在内忧外患中寻求开放:由政府强力主导的、占地28平方公里的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说,历史的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开放的国门一旦打开,中国与国际社会紧密联系的趋势将变得无法逆转。正如有专家指出:“指导我们社会的自由主义和1原则不能止于国界,更不能以闭塞去威胁处于民主社会核心的自由原则和自由主义。”唯有开放以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才是当今时代的潮流。

  潮流之势民心所向,变革在即,基于开放、正义之上的社群新形势终将随着时代发展而成型。

  1880年的一个晴日,安特卫普港,停泊着一艘画有白底五角红星的蒸汽大船。

  忽然鸣笛声响起,几百名肤色发色各异的男女老幼背着大包小包,彼此搀扶,手忙脚乱地拥入船中。船员和水手不时咒骂推嚷,态度粗暴地踢打动作缓慢的乘客,催促他们加快步伐。

  启航之日,这艘有五星标志的轮船只给了430名乘客10分钟的登船时间。

  从1873年到1935的六十多年间,这条画有“红星”的航线一共运送了两百多万人从比利时的安特卫普,跨越大西洋,去往新大陆。

  他们中有冒险家、投机者、淘金人、逃离种族1的犹太难民以及对新生活怀有梦想的人,其中不乏佼佼者,如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

  至今保存的乘客名单显示,其中也有一些黄肤黑发的中国面孔。他们是最早一批取道欧洲前往北美的华人冒险者。

  8月初,本刊和珠宝商人沈东军一道发起了“寻找乘坐红星航线华人华裔”的活动。

  截至发稿日,寻索、打捞所得线索少之又少,乘坐红星航线的华人依然面目模糊。

  艰难的启航

  1873年,一批挂着比利时国旗的美国资本家在费城、纽约和安特卫普之间开辟了一条蒸汽船航运线路,它就是移民史上著名的“红星航线”。

  最初的设想是船只将原油运往欧洲,返程顺便搭载乘客。在纽约增加了这项服务后,他们从比利时政府那里获得一笔高达10万美元的补贴。

  嗅到商机的资本家们随即开辟巴尔的摩、波士顿和弗吉尼亚港口的航运服务。几十年中,“红星航线”几乎垄断了从安特卫普到美国的客流和贸易。约三十艘蒸汽船往返于欧洲与北美之间,成为联通欧洲与北美大陆、穿越大西洋的民用航线。

  许多向往新大陆的人士蜂拥至安特卫普。全盛时期,红星航线每天发航两艘船只,运载人数达1000-1500名乘客。

  1912年“泰坦尼克号”发生海难,红星线的成员之一——“Lapland”号曾将一批幸存者送回英国。

  20世纪20年代,美国出台了严苛的移民法规,再加之30年代的“大萧条”致使美国经济走向低潮,“红星航线”逐渐没落,后并入阿诺德·伯恩斯坦航线。

  根据记录,船上的卫生状况糟糕。下等统舱又湿又脏,乘客们的床单、被褥很快浸透了水,在整个航行过程中从来没有干透过。床位远远不足,一些人不得不睡在甲板上,另一些人的铺位在启程后遭遇的第一场风暴中就破损了。

  统舱分配不分男女。一到晚上,整个统舱只有3盏昏暗的灯。整个航行过程中,各种伤风败俗的事盛行,各阶层的船员都有人参与其中。

  寻找黄色的面孔

  红星博物馆向本刊提供了一份1894-1926年从安特卫普出发的华人名单,其中部分来自红星航线。记者与红星博物馆工作人员玛瑞-夏洛特交流后,推测名单的大部分人是船上员工。

  “这一点都不意外。”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华裔学者彭静莲说。“大多数居住在安特卫普的单身华人在寻求更好的生活。他们中有的在远洋轮船上担任水手,常常流动、来来去去。除了搭乘红星航线外,他们也如其他中国人一样在鹿特丹、利物浦这样的港口城市登船。”

  这些华人水手多是寻求谋生机会的年轻人,他们也被甲板上航行的冒险经历——一种对自由和探索的冲动——所吸引。

  彭静莲对欧洲华人移民的课题有过专门研究。她指出,欧洲第一批华人移民出现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并且这部分人很可能是来自广东和福建的水手。

  19世纪末中国国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不安。在沿海地区例如福建、浙江以及广州,民间早已与南洋、欧洲、美洲有往来。

  “在中国沿海的港口城市里,年轻人看到了当水手到国外赚钱和看世界的机会。对他们来说,也许会带来自由与财富的未知世界也同样充满吸引:梦想远赴大洋彼岸能换来他日的衣锦还乡。”

  “移民梦”,对想要移民的人来说是非常强大的驱动力。

  红星航线的终点,是一个“美丽新世界”。

  19世纪末,移民从纽约港登陆前,埃利斯岛是最后一关。

  这是美国移民局的驻地。通过这个岛,移民们充满了希望;如果通不过,他们将被遣返。有些人离开家时,已决定再也不回去了,还有人在伤心地想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故乡。

  埃利斯岛因此被称为“希望之岛,眼泪之岛”。

  一份1929年10月埃利斯岛的入境资料显示:当时共有29个中国人到达纽约港,其中两个被移民局拒绝入关。

  在“自由女神-埃利斯岛”基金会网站上,本刊记者尝试用“马、陈、顾、赵”这几个常见的中国姓氏进行搜索,发现到纽约的中国乘客是存在的。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中很多最后去往古巴。

  但是,搭乘红星航线、并把自己的故事写下来的华人非常之少。

  彭教授说,还没有专家学者专门研究搭乘过红星航线的华裔移民。追寻这部分华人的根源和移民路线将非常有趣。

  “天知道在这其中会不会有他们的后代成了名人,但揭秘这个过程会花上很多时间。”

  应许之地

  100多年前“红星航线”上的华人难觅踪迹,通过那些和他们共同乘船、有着相同命运的犹太人故事,我们依稀看到一点早期华人移民的影子。

  在200万从欧洲坐红星航线到美国的乘客中,有一个来自俄罗斯的5岁犹太小男孩,名叫以色列·耶茨·伯林,他后来改名为欧文·伯林。

  小柏林和他的父母、5个姐妹以及一个哥哥从俄罗斯东部的一个小村庄逃到安特卫普。1893年,俄罗斯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大规模1,伯林一家的房屋被人烧毁。大约几十万犹太人逃离俄罗斯,多数前往美国。

  1893年9月14日,伯林一家乘坐“红星航线”抵达纽约埃利斯岛。随后,一家人住进了樱桃大街一个拥挤、廉价的公寓。当时,那里是纽约最穷的移民聚居区。3年后,父亲莫斯去世。

  8岁的小伯林匆匆辍学,他当过报童,做过乞丐歌者的领路人。18岁时,他在唐人街一家酒馆找了一份歌唱侍者的工作。1907年,伯林尝试作曲,卖出了他的第一首歌《来自晴朗意大利的玛丽》,赚得37分钱。

  他后来成为20世纪最受欢迎的流行歌词作者,共创作了3000首歌和19首音乐剧,其中包括《永远》、《复活节1》、《银色圣诞》等闻名世界的流行歌曲

  他的女儿玛丽回忆说,父亲生前一直保留着乘坐“红星航线”的记忆。当时,他上铺的一位乘客不小心从口袋里掉出一把刀,砸到小伯林头上,给他留下一个疤。他常常把这个刀疤展示给他的3个女儿看。

  “他看起来挺骄傲的。那个伤疤让他记得在欧洲的根。”玛丽说。

  穿红袍的中国女人

  2013年,安特卫普市对红星航线公司的仓房进行修缮、扩建,将其建成具有市标意义的红星航线博物馆馆区。

  除了纪念和保存乘坐红星航线的移民故事,博物馆展馆还记录下近几十年来从世界各地来到安特卫普的移民故事:或因爱情、婚姻,或因工作和经济原因,或因政治1,或为宗教信仰自由。

  在博物馆开幕仪式的当晚,一个穿着中式红袍的50岁女人穿梭于现场,夺人眼目。记者上前交谈,她一开口就是浓浓的台湾腔国语。

  她告诉我,红星博物馆里也记录着她的故事。

  原来,女子名叫美兰,原籍大陆,父亲为1军官,1949年随蒋介石逃至台湾。

  少女时代,她在一次海外旅行中结识了一个“疯狂”的比利时男人。父亲坚决反对这段跨国情缘,“他跟我说:如果你在台湾,爸爸还能帮得到你;你嫁到这么远的地方,万一落难,爸爸怎么帮你?”

  执韧的美兰最终为爱远嫁比利时。怀上第一个孩子时,她得知父亲重病的消息。因为担心旅途健康,父亲拒绝女儿回台湾探视。不久,传来父亲病逝的消息。

  之后的故事似曾相识:丈夫出轨,婚姻破裂。苦苦挽救婚姻3年后,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随即,独自一人在陌生的国度开始生活:找生计,抚养孩子,立足,开始第二段恋情和婚姻。

  如今,美兰在安特卫普扎下了根,在一幢老房子里经营“禅”与茶的生意。一提起父亲,她便哽咽起来,说自己始终心怀愧疚。

  陪同记者的金发姑娘肩膀微微颤动了一下,她碰碰我的胳膊。

  “幸福,属于愿意为爱和新生活冒险的人。你说,是吧?”

  原标题:寻找“红星航线”上的中国人 打捞海洋之星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本刊记者乔戈里 特约撰稿 麻晓天 发自比利时安特卫普、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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